上海京劇院的《曹操與楊修》、《貞觀盛事》、《廉吏于成龍》都是由尚長榮主演的,并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被稱為“尚長榮三部曲”。為了更好地總結這三部戲的創作經驗和尚長榮的表演藝術,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戲曲學會、上海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上海京昆藝術中心聯合在滬召開

了紀念改革開放30年?尚長榮“三部曲”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對尚長榮的舞臺藝術給予了高度評價。現刊登與會部分專家發言。――編者

“三部曲”引發我們心靈的震撼和感動,引領我們進入深刻的反思,激發我們對生活熱切追求和希望

王文章(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在改革開放30年的背景下研究總結尚長榮的藝術經驗,說明了藝術創造與時代社會的變革是分不開的。尚長榮先生是把最地道、最傳統、最有表演力的京劇元素,在他特定的戲里面,特定的情境里面,特定的人物身上很好地表演出來。我們需要代表時代最高藝術的作品,我們也需要體現當代藝術最高水平的藝術家,尚長榮先生及其“三部曲”就是這樣的代表。

董偉(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這三部杰作,每一部都有深刻的歷史厚度和強烈的現實意義,融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于一體。尤其是《曹操與楊修》標志傳統京劇藝術與現代人文意識的完美融合,被公認為改革開放30年京劇事業的重大成就,成為上海乃至全國京劇發展史上一塊重要的里程碑。尚長榮先生因“三部曲”的卓越成就,而成為我國當代京劇界的藝術大師。

劉厚生(中國戲曲學會顧問):“三部曲”前后相距十幾年,但都從不同的角度和程度反映和弘揚了我們的時代精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處在一個弘揚社會主義人文精神的時代。這不僅是對現代題材劇目的要求,同樣也是新編歷史劇承擔的任務。因為對歷史挖掘得深,往往比現代戲更有思想價值。“三部曲”都寫政治人物,但是沒有影射現實,沒有對號入座,卻都會引發我們心靈的震撼和感動,引領我們進入深刻的反思,激發我們對生活熱切追求和希望。這三部戲是在新的時代精神鼓舞下誕生的,又以歷史題材反映了我們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它當之無愧地進入當代新京劇優秀代表作品的行列。

薛若琳(中國戲曲學會會長):“三部曲”各有三組對應人物,通過矛盾沖突來展開思想的碰撞。我認為《曹操與楊修》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不是政治理念的對立。《貞觀盛事》中的李世民獲得政權以后他跟曹操的心態不一樣,曹操是東征西討,而且赤壁之戰打了敗仗以后,情緒低落,李世民是意氣昂揚加上他胸懷大度,所以他可以容納魏征的犯顏直諫。這兩出戲的人物所處的政治背景、時代環境不同,但都很成功。《廉吏于成龍》則涉及清官廉吏的人格定位和社會定位。于成龍形象突破了一般清官廉吏的廉潔奉公的傳統和模式,著意刻畫和表現了他最重要的思想品質“為民請命”。清官廉吏長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培育和熏陶,民本思想是他們的從政理念。

馬也(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曹操與楊修》在當代戲劇史上的意義、價值、貢獻和啟示是巨大的,當全面深重的戲劇危機來臨的時候,《曹操與楊修》的誕生和尚長榮的表演證明了京劇藝術依然有著很強的藝術生命力,這部戲和上海京劇院不但給京劇,也給中國戲曲的未來帶來了新的希望。這部戲在文學形象上的重要成就有兩個,一是發現并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曹操形象,比以往的所有曹操形象都更復雜,更豐滿,更新鮮,更深刻。第二是形象的新鮮和深刻,源自于藝術家對曹操人性的復雜性、豐富性、無限可能性的發掘和發現。這兩條加一起就是莎士比亞化。曹操的三次殺人,尤其第三殺,心理過程極為復雜,兩個人物,特別是曹操的心理沖突,幾乎達到了極致,這也是《曹操與楊修》最成功之處。

呂效平(南京大學教授):在百年戲劇史實用主義“工具論”背景下,《曹操與楊修》才特別地顯得是一座戲劇藝術的峰巔。今天我們重新認識這出悲劇的價值,顯得特別迫切與重要。《曹操與楊修》誕生于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是思想解放的碩果。催生新世紀的“《曹操與楊修》”,必須繼續解放我們的戲劇思想;必須承認戲劇在本質上是精神活動的產品,而不是現實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頌德的實用工具,進而才能站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大膽創作描寫我們自身的悲劇和喜劇。

汪人元(江蘇省文化廳副巡視員):尚長榮對曹操做了重塑,他所塑造的這個更深刻、更豐厚、更復雜的曹操,其普遍意義就在于他典型地集中地體現了新時期戲曲發展中對人性的開掘與剖析。《曹操與楊修》作為一出深刻的悲劇,是對人性與歷史雙重反思的交織,既是兩個偉大而卑微靈魂的悲劇,更是封建主義的悲劇,專制上不自由的悲劇,這后者恰恰細膩深刻地觸動了今天遠離了封建時代卻至今綿延未覺的封建遺存,既撥動了我們的隱痛又撞擊著它的遺存和堅守。該劇可貴地寫出了曹楊二人內心深處的真誠與虛偽,這真是太過難得地對人性的深層剖示和對人物的獨特創造。

尚長榮繼承了京劇前輩大師們創造性的表演精神,并跨越了流派和行當,最終達到了藝術創造的巔峰

彭奇志(上海市文廣局藝術處副調研員):尚長榮和他的“三部曲”是一個非常罕見也非常珍貴的成功案例。他主動追求一種傳統藝術形式和當代觀眾審美習慣的契合,主動尋找著傳統的藝術內容和當代價值理念的通途,在現實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民眾了解的傳統京劇精湛技藝以及京劇藝術擁有的精英品格三者之間,尚老師做到了最大和最好的融合。最為珍貴的是京劇前輩大師們創造性的表演精神在尚老師身上復活并得以顯現,他繼承了京劇藝術的表演精髓,同時賦予了自己的創造,他在前人的肩膀上跨越了流派和行當的束縛,最終達到了藝術創造的巔峰。

戴英祿(劇作家):我參與了《貞觀盛事》和《廉吏于成龍》的創作。我對長榮的印象有幾句話:“以德為尚藝為榮,毅力趨于一勁松。揮灑至情情創造,演活曹魏又成龍。承續家風懸大幟,劇壇魁首秉金鐘。”他的人品用一個德字很恰當,他待人謙和,對藝術執著,精于鉆研,從劇目的選題、選材,到立意、結構,到最后導演方案及音樂創作等,他從頭至尾參與,體現了藝術家的成熟和全面。尚(小云)先生是獨樹一幟的大家,長榮先生現在的藝術成就我覺得應該是又一個尚。過去講花臉是架子花臉銅錘唱,在他身上都體現到了。他的藝術追求和他的藝術表現很有現實感,同時也有深厚藝術傳統的傳承。這樣一個藝術家成為一個新流派的代表人物，應該當之無愧。

劉厚生:尚長榮創造了三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尚長榮的風格色彩。這里我需要強調的是:一個大演員發展到一定程度,演每個角色都是這個特定的角色,但同時有他自己在內,他有自己的藝術風格,這才是真正藝術的成就。尚長榮的藝術風格可以用氣度恢弘、明快開朗、求新求真這12個字來概括。

廖奔(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曹操與楊修》中的曹操是傳統舞臺上沒有出現過的獨特人物,很難用某一種花臉行當或流派來框定其表演。尚長榮按照自己的理解,緊緊抓住曹操的人性在偉大與卑微之間搖擺所體現出的復雜心理沖突,突破舊有京劇花臉行當的傳統界限,把架子花臉的做、念、舞與銅錘花臉的唱粘結、糅合在一起,使人物外在的做派、氣度、形象與內在的氣質、胸懷、蘊涵得到共時性的揭示與互為映襯的表現,在形象展現人物外部特征的同時合理詮釋其心路歷程,一個豐滿飽綻的人物形象就躍然而出了。尚長榮的表演藝術已達精微地步。

榮廣潤(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尚老師三部曲的藝術追求是真善美。《曹操與楊修》主要說的是真,人性的真。《廉吏于成龍》說的是善,親民為民。《貞觀盛事》講的是美,是政通人和的和諧之美。這三個作品有異有同,同的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而且都是有人文內涵的真實人物,異的是不同的內涵。這三個歷史人物由尚老師表現在舞臺上又有他花臉這個行當共有的特色。他的表演、唱腔甚至扮相造型等,都富于新意,很難說他是哪一派的。

毛時安(上海市文廣局創作中心主任):長榮的戲至少有兩點非常值得我們關注,一,他是時代瞬間的靜像。這三部戲都建立在時代對藝術的呼喚上,表達了藝術對時代呼喚的一種響應。二,這三部戲為什么在今天還那么激動人心,就是說它又是人心永恒肖像的高度契合,具有永恒人性的美,不是一個時代的傳聲筒,而是有人性的深度關懷在里面。這三部戲還體現了長榮的藝術生命的周期,他的第一部戲是凌厲的心理沖突,第二部戲是黃鐘大呂,到第三部戲是他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這恰巧和他的演繹生命節奏是吻合的,但是《廉吏于成龍》在平淡當中又有“斗酒”這樣的華彩樂章,所以《廉吏于成龍》表演上又達到了另外一個很高的層次。

尚長榮把周信芳演劇精神在新的時代、新的文化環境,發揚到了新的藝術境界。上海京劇院任重道遠

馬博敏(上海市京昆藝術咨詢委員會主任):《曹操與楊修》的誕生帶來了上海京劇從今以后太多的不同于以往的轉折,它對上海京劇的地位,對上海京劇院的影響和藝術、學術上的認同,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曹操與楊修》是得到了藝術界高度認可的,當時就被稱之為戲劇界里程碑式的作品。上海京劇院的創新意識來自周信芳的旗幟,周信芳的一生就是改革創新的一生,這個氣場在上海京劇院是存在的。尚長榮加盟了上海京劇院,誕生了《曹操與楊修》,于是有了三部曲,有了上海京劇新時期的新成就。

羅懷臻(劇作家):上海京劇院這20年來可以說有一個尚長榮時代,這個時代可以和周信芳時代相媲美。尚長榮進入上海京劇院以后,更大意義上張揚了麒派藝術,他繼承了周信芳的海派藝術精神。長榮先生的三部代表作,都是在試圖回歸我們中國戲曲文學的傳統。他有著強烈的人文思辨意識和時代的訴求表達。這三部作品的藝術創作也同樣在開拓著海派京劇的發展天空,它們是以都市現代劇場為依托,以現代城市人為主體觀眾,同時考慮到演出的商業性和娛樂性,并且抱著一種始終的創新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海京劇院的尚長榮時代也是海派京劇大張揚的時代。

陳亞先(劇作家、《曹操與楊修》編劇):有一位老作家曾經說過,一個文學作品誕生之后,當年的淘汰率是50%,以后逐年以15%的概率淘汰。一個作品如果能夠存活五年就是沒有被淘汰掉。我非常感慨的是《曹操與楊修》已經存活了20年,這是我當初沒有想到的。當初劇本出來以后,長沙湘劇院搬演過它,但只存活了兩個月。為什么到上海整個翻了一個個兒呢?我們必須承認二度創作藝術家的魅力。我感覺到《曹操與楊修》之所以活這么長時間,在于我們大家不斷地打磨、不斷地完善,大家都功不可沒。

王涌石(劇作家、《廉吏于成龍》編劇之一):上海京劇院創作成功作品的搞法,我歸納為:慎重選材,正確定位,周密策劃。這個策劃包括思想主旨方面與當今時代的關系,包括我們所要采取的樣式和所要表達內容的關系,也包括題材與劇院創作力量、演出力量等諸項條件的關系,只有把這些問題研究透了,邁步才能穩。上海京劇院的很多作品都是七稿八稿,就是舍得不斷地修改,努力求深求精。體現在兩方面,一個思想內容的開掘,還有通過努力如何強化作品藝術方面的觀賞性。

葉長海(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這三部戲得到了普遍的好評,我覺得上海京劇院的確在創作上是有它特別突出的做法的。一是注意一個戲要按動了時代的脈動,能夠觸及當時人們心中的某一些想法,要引人共鳴。二是注意了各個方面,編、導、表、音、美,每個部分都是最好的,所以都成了精品。

王文章:改革開放以后,上海京劇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除了這“三部曲”之外有很多其他的戲,像《貍貓換太子》、《盤絲洞》等。這說明,改革開放以后良好的環境確實是藝術創作基本的保證。另一個方面,上海京劇院有優秀的創作群體,從編劇到演員,到音樂舞美都有很好的組合。這三個戲還需要一些新的演員來學,別的劇院可以去移植、排演。代表這個時代的好的劇目應該讓更多觀眾看到,而不是所有的劇團都去創作新劇目。

龔和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看了尚長榮的“三部曲”,有一句涌在心頭的話,一吐為快:從周信芳到尚長榮,海派京劇終于修成正果!這“三部曲”有貫穿一致的東西,那就是周信芳一生所追求的:爭取民眾,體貼現實,強化綜合,倡導“整體的戲劇”。周信芳是京劇史上最重視性格化的動作的大師。“尚長榮階段”把“周信芳階段”的演劇精神,在新的時代、新的文化環境,運用新的藝術資源,發揚到了新的藝術境界。對“尚長榮三部曲”就不必稱之為“海派京劇”或“新海派京劇”了,這就是現代京劇。今天,京劇藝術已經由京派與海派的對峙、融通,轉化為古典與現代的并存、媲美。“后尚長榮階段”的上海京劇院,令人擔憂也令人期待。但我想,若能把周、尚兩位大師的藝術追求、藝術經驗當做劇院的精神命脈,在中青年演員中培養集體審美理想,也許會有一個短暫的低潮,總歸還會再領風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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